改编电视剧要带“烟火气”

　　电影版《红高粱》场景大多荒凉，十三里坡和高粱地给人一种空旷感；而电视剧里，九儿生活的高密县给人以高门大院、门可罗雀的热闹感。关于这样的差异，赵冬苓强调“烟火气”对电视剧来说非常非常重要。

　　“电影的篇幅和艺术追求，可能追求那种意象就好，没必要表现出非常扎实的故事，非常复杂的社会关系，但是我们的电视剧肯定在这方面有要求。”赵冬苓认为，电影版拍得很好，时隔30年依旧值得赞叹，而但电视剧的艺术要求与之不同，“电影艺术形式不要求你去仔细地编排故事，表现人物关系，它主要用意象表现精神。但对电视剧来说远远不够，我们要把人物放在一个很有烟火气的地方。”导演郑晓龙与赵冬苓的想法不谋而合，“电影偏陕西，我们这个是放在山东。陕西是蛮荒之地黄土高坡，山东是非常扎实、生机勃勃、各种复杂的社会元素交融的一个地方。”

　　为了让作品更有“人烟味”，电视剧一改电影版的思路，选择从“九儿”的女性视角出发，而非男主角余占鳌。赵冬苓表示，这是她创作之初就想好的，“余占鳌是土匪，为了不拖累他人，做土匪时第一件事就是要隔断社会关系，而九儿却一直生活在民间。电视剧要铺排各种社会关系，无疑，九儿这种有丰富的社会关系的人物更适合我们这样的长篇巨制。”

　　而新创朱豪三、大少奶奶、张俊杰这些角色，不仅丰满了那个年代的众生相，也起到了补充九儿的社会关系和人物性格的作用。赵冬苓举例说道：“为了和九儿的叛逆形成对照，就有了用传统美德塑造的大少奶奶。她是完全牺牲服从于传统，过着非常痛苦的人生，和九儿生活在一起必然会发生矛盾。”而包括九儿与俊杰从相爱到产生误会并分手，九儿在朱豪三和余占鳌这对仇人之间周旋，这些人物冲突一方面使得故事节奏更为紧凑，情绪上具有感染力，另一方面也迎合现代观众对三角恋、勾心斗角、战争这些戏剧元素的审美需求。

　　“改好无功，改糟有过”

　　众所周知，接手高人气作品的改编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，更不用说是《红高粱》这种诺奖级别的作品。“改好了会说是莫言作品好，改不好会被骂，”赵冬苓曾为此担心，但最后还是放下私心接了这个本子，“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承受能力，大家去说好或者不好，或者捧上天或者骂得狗血淋头，有自己对它评价就够了。”

　　事实上，导演郑晓龙在筹备期也萌生过退意，“去年5月份才刚刚开始写剧本，连演员都还没有确定，为了赶上高粱长得最好的时候，9月份就必须开拍。时间特别紧张，我急得都睡不着觉。”

　　如此重压，让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写了60万字的“快手”赵冬苓也曾卡壳。“在进入抗日这一块停了很久，大概有七八天，反复地写，就是不希望只是一般的抗日戏。”而最后的成稿，赵冬苓和郑晓龙都很满意，不仅投身抗日的余占鳌、九儿等有血有肉，连日本侵略者也有全新的形象刻画，“剧中的塚本是一个日本的爱国理想主义者，我们也想写出在非正义的战争中，他的政治理想是如何一步步破灭并将他变成恶魔的。”赵冬苓直言，剧版《红高粱》没有妖魔化侵略者，更不会神化抗日军民，“当时抗日打得很艰苦，不可能是像抗日神剧那样手撕一扫一大片，那个真的是拿抗日战争当笑话，我们是很认真研究了，最后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。”

　　当然，好的作品需要不断的打磨。开拍之后，剧本还在不断修改。谈及与导演郑晓龙的合作，赵冬苓笑言郑导是一个特别特别较真的人，对情节的合理性十分严谨，让写作时天马行空的自己也学到不少，“我原来第一集就是一开场打更的人发现地上滴血，抬头发现是前任县长被吊起来了死了。然后就开始叫‘土匪来了’，满城鸡飞狗跳。我对这个开头很满意，但是郑导认为不合理，说刚打更就鸡飞狗跳不可能。我说观众不会在意的，但他说不合理。这一点上我也学到很多东西。”